纪念梵蒂冈电台成立90周年
发布日期:2021-06-02   |    作者:公教文明

  • 经由 费德里克 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 2021年5月31日

2021年2月12日是梵蒂冈电台揭幕90周年纪念日。当时,庇护十一世委托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建造并敦请耶稣会士詹弗兰切斯基(Giuseppe Gianfranceschi)[1]管理的电台落成,教宗在开幕词中发出“苍天啊,请你聆听…”的感慨,令世人动容。梵蒂冈电台从一开始便肩负着一个明确的“使命”,那就是做教宗的工具,为他在世界上宣讲福音和引领普世天主教会的职务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台沿承这个列位教宗不断重申的使命,始终不渝地发展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强大机构[2]

不管历史条件和教会情况如何变迁,梵蒂冈电台始终不停地履行自己的“使命”。追忆电台在90年中的工作,我们便不难发现它在扩大“信息内容”、打造自己的特色和传播方式方面进行的持续努力。因此,我们意欲探索电台引人瞩目的历程,了解它在年复一年中经历的主要阶段。

梵蒂冈电台是教宗的声音

1931年,借助于当时的前卫新科技,梵蒂冈电台诞生了。此时,新生的梵蒂冈城国正处于迅速的发展建设中,为了实现远距离和广大地区的即时通信,超越国家之间的边界和交通阻碍,它决定采用正处于全面发展、大有可为的“无线电”。马可尼所建的无线电台傲居当时的技术前沿,能够提供完全独立于意大利的电报和无线电服务。短波通过一个尚不拥挤的“网络”传送,以相当低的发射功率便能满足其他大陆上的节目收听。

梵蒂冈电台成立伊始,便为全世界天主教徒直接聆听教宗的声音提供了途径。与阅读文字信息相比,感知普世牧人生动的嗓音及其讲话特色显然是能胜出一筹的新体验,这种身临其境的效果撞击听众的激情,使他们更强烈地感受与教宗的共融。这里面蕴藏着广播的巨大魅力,在不受图像干扰的情况下,聆听心爱的人婉婉道来,那种亲切的话语不仅流入人们的脑海,更能渗入他们的心扉。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教宗希望传达的具体内容。由此,“广播讯息”成为梵蒂冈电台历史初期最具特色的节目,它们主要涉及诸如国际圣体大会、圣诞节、复活节等盛况,以及对教会具有世界性重大意义的“现场”庆祝活动,包括圣年、列圣品和列真福品,还有庇护十二世盛大的就职典礼。

但是,20世纪30年代是个独裁霸权时代。面对愈演愈烈的历史风暴,庇护十一世的立场坚定勇敢,人们对教会满怀信心。因此,以多种语言进行广播并引导欧洲各国教友的呼声日益高涨。1934年,年仅34岁的詹弗兰切斯基神父因病早逝,索科尔西(Filippo Soccorsi)神父随后继任,成为梵蒂冈电台的第二任台长。他积极改善电台的技术结构,并迅速抓住时机,在梵蒂冈花园建起被称为“教宗手指”的新天线,以满足扩充节目内涵的期望。1936年,梵蒂冈电台被纳入国际广播联盟,并因其特殊身份而被授权开展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广播活动。在当时经费短缺的情况下,索科尔西神父邀请各国耶稣会同会弟兄参与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当时尤为重要的是德语播音。

在战争的悲剧中促进和平,与受苦者休戚与共

此后,耶稣会总会长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WłodzimierzLedóchowski)建立了一支由耶稣会士组成的坚实的编辑队伍,1939年大战爆发前夕,电台已拥有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和立陶宛语的正常播放,成为教会在巨大的历史悲剧中的引航灯塔,肩负起谴责暴力、支持受害者和反抗者和唤起希望的重任。庇护十二世的战时“广播讯息”闻名于世,成为全欧洲听众专心聆听和热切期待的话语。在那些可怕的岁月里,教宗呼吁正义与和平的讯息超越了冲突各方的喧闹,成为享誉盛名的最具有权威的声音。

另外,二战期间的梵蒂冈电台曾是庇护十二世履行一个巨大承诺的重要工具,这项服务使电台走进千家万户。应教宗的要求,电台于1939年成立了“国务院询问处”,目的是寻找失踪和被俘的平民和军人,向他们的家人提供消息,并尽可能为他们建立一个互送问候和惦记的渠道。这个由蒙蒂尼主教(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负责的办公室组织起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网络,在世界各地的圣座大使馆、教区和堂区等处分别设立起通讯联系网点。

通过专栏节目,梵蒂冈电台转播有关失踪人员的问询消息,并播放家属写给战俘的简短讯息,这些战俘的名字由播音员用“钪锵有力”的声音缓慢而清晰地播出。这类节目的播放时间每周可达70小时,有时甚至高达每天12-13小时。1940年至1946年期间,专栏共播出了1,240,728条讯息,总播放时间为12,105小时。有时候,有些战俘营会通过扩音器播放这些消息。这项服务收到的大量谢函令人感动,为梵蒂冈电台的历史写下了美好篇章中辉煌的一页。

梵蒂冈电台为“沉默的教会”播音

二战结束后,被战争摧毁的国家需要进行道德和精神的重建,在致力于这项工作的同时,梵蒂冈电台筹备1950年大禧年的工作也如火如荼,与教会一起迈入重焕新机的时刻。

但与此同时,东欧大部分地区陷入共产主义的压迫,天主教会在许多国家成为饱受迫害的对象。这是梵蒂冈电台的一个历史性挑战,做为将那些国家的教友与教宗和普世教会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电台成为他们获得信仰支持的唯一途径。当时,电台不顾资源的有限,仍然逐渐增加了东欧国家语言的播出,并且充实了大量内容。此前,波兰语与意大利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一直是电台的主要传播语言,到了四十年代末,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俄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白俄罗斯语以及阿尔巴尼亚语也都陆续加入。在风云数十载的受压迫时期,梵蒂冈电台始终陪伴那些没有言论和信仰自由的人,坚持向广大教友、会士修女、司铎、主教提供了定时可靠的广播节目,好让他们能表达和活出信仰。

那段岁月饱含着许多言之不尽的故事。某些国家在迫害最严厉的时期严禁收听梵蒂冈电台的广播,否则不仅可能被法律严惩、锒铛入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判处死刑。某些播出语言拥有广大听众,比如波兰语和斯洛伐克语;而另一些语言,在天主教友较少的情况下,听众自然也不会太多。在这种情况下,电台负责神父的运作原则是以教宗的旨意来进行,即电台要满足听众现况的需求,而不应以提高收听率为宗旨。由此,东方国家语言一直在梵蒂冈电台使用语言中逾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多年后,柏林墙倒塌,东欧教友和各国人民终于能够向电台致谢,以种种令人感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语部在一年内就收到了逾4万封信件;另外,阿尔巴尼亚也因梵蒂冈电台的工作向其授予国家荣誉勋章。不仅如此,电台的服务甚至还被写入了这些民族的历史:近年来,布拉格的“国家记忆研究院”要求将共产主义时期用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播出的所有节目文稿进行数字化永久保存。

梵蒂冈电台的声音广传天涯海角

信仰和希望是伴随梵蒂冈电台发展的主导,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它从未中断在科技领域的持续努力。马可尼建立的电台虽然不断得到改善,但到了五十年代,它已难以面对各种新的挑战。另外,位于梵蒂冈城内的电台空间也实在过于有限。当时,为了安装更强大的发射机和天线系统,电台需要宽广的地面,以扩大传播距离和范围,并根据需要进行多方向的变频传送。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教会因普世使命而享受的意大利治外法权,在距罗马约三十公里的郊外,电台开始筹建一个大型的新传播中心。

1953年,年仅35岁的斯特凡尼齐(AntonioStefanizzi)神父风华正茂,他接替了索科尔西神父,继任电台台长要职。1957年,庇护十二世亲自为新落成的圣母玛利亚·加勒里亚广播中心揭幕。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个具有前瞻性的中心将继续为安置新设备提供空间。在这个中心,高达100米的两座大型旋转式架杆以及安装在上面的十字形天线架高耸入云,用于接收来自梵蒂冈的直线传播信号,直到今天,它们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记载着以短波和中波传送为主的年代。就这样,天主圣言通过教会的话语被“广传天涯海角”。

通过这个新的强大工具,在六十年代中,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在世界范围内为教会作出的创新之举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普遍关注。其中的重大事件包括:若望二十三世于1962年为促进和平、敦促美国和苏联解决古巴导弹危机发表的“广播讯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保禄六世开启的教宗国际性牧灵访问及其对民族发展和推动普世教会合一的开放思想,等等。

同时,梵蒂冈电台不断扩大面向世界各大洲的传播,它用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向非洲广播;用阿姆哈拉语向埃塞俄比亚广播;用提格里尼亚语向正在争取独立的厄立特里亚广播;用葡萄牙语(巴西分支)和西班牙语向拉丁美洲广播;并在1964年保禄六世访问孟买之后,相继用英语、马拉雅拉姆语、印地语和泰米尔语向印度广播。1966年,圣母玛利亚·加勒里亚广播中心的新发射机举行开播典礼,在开幕仪式的讲话中,教宗保禄六世向电台提出了以节目制作为主要任务的要求,他指出:“如果没有超高的技巧,再先进的设备也百无一用”。教宗明确的态度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在这个时期内,斯特凡尼齐神父继续担任技术总监,马丁尼(Giacomo Martegani)神父(《公教文明》的前任总编)担任电台台长,另外新增设的两个职务是节目总监和“新闻联播” 及信息总监,分别由布拉霍特(Jorge Blajot)神父和法鲁西(Francesco Farusi)神父担任。为了更好地履行使命,宗座广播电台正在逐步完善更加明确和有效的组织结构。此前,电台一直由出色的技术人员负责管理,但从这个时期以后,担任电台台长的人选需要在教会生活和新闻领域兼具丰富经验。

梵蒂冈电台是为共融服务的传播

1970年,梵蒂冈电台的编辑部和播音室搬入圣天使城堡对面的庇护大楼,在此后几十年中,电台总部在这个比较充裕的空间里保留了下来。1973年,继马丁尼神父之后,图奇神父(Roberto Tucci)上任电台台长职务,他也曾任《公教文明》总编,是梵二期间许多记者的具权威性参考人物。此时,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1975年圣年,电台正处于全面预备阶段。这不仅涉及直播盛大的教宗庆典、接见及其他各项活动,用多种语言为普世教会的积极参与提供充足信息,而且还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提供罗马的当地服务。

由此,“6983555 – 为大家服务的编辑部”应运而生。这个电台新设的直播节目以意、英、法、西四种语言进行每天三次的播出。在令人难忘的帕斯托莱(Pierfranco Pastore)神父和一些年轻编辑的积极参与下,它不仅保证向听众提供最重要的圣年活动信息,还为这个期间在罗马临时停留的人士安排了各种国际活动的基本信息,节目中巧妙编制的内容受到了大家的普遍好评。从清晨到傍晚,这个题为“四种声音”的多语种直播专栏持续播出,并在此后一直继续得到发展,与午间围绕教会问题以多种语言播出的传统节目“新闻联播”一起,构建了90年代梵蒂冈电台的“信息服务中心”系统,组成了新闻服务的核心内容。

在70年代后期,另两位新的负责人为电台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位是博尔戈梅奥(Pasquale Borgomeo)神父,他是活力充沛,创造性极强的节目主任;另一位是卡巴塞斯(Flix Juan Cabasés)神父,他负责管理的“编辑中心”后改名“文档处”。前者为电台建立了许多宝贵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欧洲广播联盟(UER – EBU)的关系;后者在文件管理和节目编辑方面立下不可泯灭的功绩,他出台的“预告服务”不仅对教会和民间的重要活动安排进行详细介绍和信息更新,还为教宗的出访出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协助性服务,将各项活动以时间顺序排列并提供详尽信息,从计划路线到预计出席活动的重要人物,应有尽有。这项协助工作的巧妙编排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并赢得了“卡巴塞斯”的称号,以表达对其创始人的纪念。在最近的四十多年中,这两项工作向来是所有关注梵蒂冈专题的国际记者梦寐以求的期待。

随着在专业性和新闻学方面的不断提高,梵蒂冈电台日趋成熟。正如大公会议“以交流促进共融”的良好祝愿,位于罗马的电台已成为普世教会中日常沟通的心脏,与此同时,它也是在天主教和非天主教领域推广教会生活消息的积极力量。

梵蒂冈电台为走向全球的教宗服务

沃伊蒂瓦(Wojtyła)当选教宗后,为教会带来了一股焕然一新的生气和动力,梵蒂冈电台也出现了新气象。这位来自波兰的新教宗深谙电台服务对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民的重要性。在教宗任期初期,电台以极大的热情步步紧跟他的一切活动,甚至在1981年5月13日,教宗在悲剧性的接见群众过程中遇刺时,他身上的麦克风仍处于开启状态中。那场由纳尔达奇(Benedetto Nardacci)主持的现场转播和刺杀事件至今仍是梵蒂冈电台90年历史中最动人心魄的一幕。

在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宗任期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频繁且为期较长的国际访问,他走遍世界各大洲,各种会晤、庆祝活动和讲话不计其数。当年的教宗不顾旅途辛劳,曾经在一个为期10天的行程中进行过高达70多场的讲话!每次教宗出访,电台都要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派出随同技术人员协助当地进行扩音和转播服务,并帮助特派记者用访问国家的语言制作现场报道和直播,再通过罗马的转播使各地教会都有机会参加教宗频繁的朝圣之旅。那时,电台对教宗出访的准备工作可谓此起彼伏。自1982年开始,这项艰巨的任务由图奇神父正式负责,他的组织管理令人信服。即使在1985年博尔戈梅奥神父上任台长之后,庇护大楼和梵蒂冈电台仍继续保持图奇神父的安排,这个工作基地由他与两位亲密伙伴切格(Emil Paul Tscherrig)蒙席和加斯巴里(Alberto Gasbarri)博士共同打造,设备齐全且高效率,可以为教宗出访提供指掌可取的详尽“内部”信息和指示。

在某些情况下,梵蒂冈电台工作的重要性尤为显著。以1979年若望保禄二世首访波兰为例,波兰当局曾以各种方式予以干涉,试图利用本国媒体限制或控制教宗讲话引起的巨大反响。在这种情况下,梵蒂冈电台随机用波兰语进行现场直播并展开其他节目,吸引了大批听众,使教宗沃伊蒂瓦的信息顺利地得到广泛传播。

通常,教宗的访问自始至终都会贯穿着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因此,梵蒂冈电台不能满足于驻足罗马的单纯转播,而是要陪伴教宗一起,走遍全球。伴随着这个历程,电台不断沿着传播信息的“文化本地化”路线发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传播理念”。在这里,语言编辑部人员需要超越咬文嚼字的字面翻译,增强责任感,努力追求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此外,电台的广播每天长达几十个小时,有时以大约三十种的不同语言同时播出,对所有内容进行“监督”显然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各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充分领悟自己的责任,并大胆激发合作者的表达能力,寻求以最恰当的方式传达教宗言行的涵义,毕竟寻遍全罗马,也很难找到别人比他们更了解本国听众的人文和社会情况。

在80年代,刚从越南和台湾归来的奎塞蒂(Sesto Quercetti)神父创办了一个越南语节目,囊括信息、教理、圣经和神学培育等内容,为天主教团体提供了出色的服务。在同类型节目中,值得一提的是中文广播,它的播出时间最长,每天有超过40分钟的深度阅读,需要精心的准备。所有这些辛苦的工作都为解决教会遇到的困难做出了难以估量的宝贵贡献。

八十年代末,梵蒂冈电台的工作人员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拥有来自60多个不同国家的约400名编辑和技术人员,其常用语言达30多种。这个非凡的多文化宣传工作者群体是普世教会富饶多姿的一面明镜,也为通晓多种语言的教宗提供了一个机遇,帮助他练习诵念讲话稿,或是用各种语言表达问候辞。但与此同时,电台必须面临成本不断攀升的问题。1991年初,新上任的节目部主任隆巴尔迪神父在与上级的首次会晤中便得知了这个困难,在其后26年的服务生涯中,他还将不断面对同样的难题。

梵蒂冈电台的无线电网络

九十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彻底颠覆了国际局势,梵蒂冈电台向东欧各国进行广播的节目制作组获得允许,开始与当地展开通信、采访和沟通联系,在活动和言论的开放性日渐增长的情況下,伴随当地教会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某些人于是出于肤浅的观点,认为对东欧播出的节目已不再重要。但实际情况与此恰好相反,这些节目并未因共产主义的垮台而大功告成,面对来自西方非基督宗教文化的影响,它们需要进行彻底的调整,继续迎接新的同样艰巨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进,梵蒂冈电台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断发展通信技术已进入一个新的卫星时代。九十年代前半期,在短波和中波发射之外,电台所有的节目均通过两个新建在梵蒂冈山坡上的地面卫星通讯站传送。这种卫星传送并不直接面向听众,而是为各地广播电台的转播工作提供优质的服务。地方广播电台组成的网络已分布世界各地,四通八达,不仅包括天主教电台在内,而且广布东欧国家,形成了一种以前无法想象的新形式。

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广播公司纷纷转播梵蒂冈电台以不同语言播出的节目,它们遍布于世界各大洲的80多个国家中,数量逾千,不断扩大了梵蒂冈电台的收听范围,为电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听众。例如,由波兰国家电台转播的每日新闻的听众高达数百万;还有,法国和巴西的天主教电台通过高效能无线电网络转播同样的节目,听众也达到几十万,以此类推。

在这一时期,梵蒂冈电台努力推广一种可称为天主教广播传播的“教会学”“网络”。其基层由各地方广播电台组成,它们能够反映当地听众的需求;然后是主教或主教团组织的地区和国家级广播电台或广播服务,它们负责将各地方广播电台连接或合并在一起;最后,梵蒂冈电台从罗马向全球传播教宗的声音和训导,还有教会其他广大领域的信息。梵蒂冈电台一贯以发言适度为宗旨,因为追根究底,最佳选择是通过各地最了解情况的当地人士,以更适合的方式和话语来满足基督徒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在某些议题上,梵蒂冈电台显然拥有发表意见的最有利条件,比如在罗马开展的促进教会合一的工作,教宗召开的各大洲主教会议,教宗的出访等等。

由此,电台的“传播理念”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前进。经过重组和改进的信息部由阿雷圭(Ignacio Arregui)神父负责管理,在他的要求下,新闻编辑们需以积极认真、纵观全局的态度对待国际信息。我们的教会生活与世界环境紧密相连,教宗和主教们对其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极其关注,尤其是和平与战争、正义与权利、饥饿与无知。对教会话语和事件的社会背景,我们必须具有清晰的认识和解释。这也意味着梵蒂冈电台向新闻事业“专业性”的迈进。

大禧年和新千年中的梵蒂冈电台

若望保禄二世的宗座任期正在向2000年大禧年的历史性时刻靠拢。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那段时间都令人难以忘怀。同样,梵蒂冈电台的工作人员虽然工作辛苦,但对那段令人兴奋的时光也是一片怀恋。当时,各种活动层出不穷,技术人员需要保障扩音和转播服务;编辑们满怀激情地沉浸在工作中,他们不仅要提供各类重要信息,还要大力关注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无数朝圣者的热情回响。

那时,教宗参加世界青年日的活动以17种不同语言现场直播,数目空前!为此,电台在罗马地区安排的调频波段特别节目进行五种语言的穿插连续直播,其中一个频道上是意、法、英三国语言,另一个频道上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另外,千禧年还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年轻实习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在一些专家编辑的专心引导下,他们成为首批有机会参加电台工作的学员。在此后的大约二十年中,梵蒂冈电台乐此不疲,继续接待了几千名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和语言的实习生,使天主教广播电台的“网络”超越了单纯服务于传播节目内涵的“技术性”层面,成为一个实实在在、充满了人际关系、持久友谊以及培训与合作的组织。

大禧年期间,充满灵性热忱的各种活动接连不断,无论是对于世界历史,还是对于教宗或梵蒂冈电台,都是一个巅峰时期。随后,一件震撼人心的悲剧性事件发生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塔被夷为平地的景像出现在现场直播的显示屏上。在此后的几天中,我们与教宗进行讨论,一起反思如何在信仰中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此后,面对战争的威胁,我们又满怀激情地陪伴年迈的教宗履行令人敬仰的和平承诺。我们继续传播他愈发浑沌不清的声音,有时候,为了便于教友的理解,我们需要预先录音,然后再对讲话中的停顿和喘息进行后期优化处理。与此同时,梵蒂冈电视中心也以同样的爱心将受病痛折磨的教宗形象呈现在无数教友的眼前,年迈的教宗虽然身体欠佳,但仍然继续吸引着他们充满理解和关注的目光。

此后相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若望保禄二世的逝世、葬礼、选举教宗会议的筹备、本笃十六世的当选,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梵蒂冈电台、电视中心和新闻办公室之间进行各种筹备与紧密合作的特殊时期,它们不仅要传播信息,还要接待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播工作者,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当时需要面对的任务之繁多,空前未有。

随后,我们又继续投入其他重大事件的准备工作,例如若望保禄二世的列真福品、本笃十六世的辞职,以及之后的选举教宗会议等等。届时,在保禄六世大厅前厅为记者设立的媒体中心及其联通系统,将成为所有用户赞不绝口的创新之举。那段时期中,大家共同的目标和负责人之间长期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紧密合作,但也同时揭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圣座的各主要媒体之间需要在未来阶段寻求协调架构的理性化。

新兴数字通信世界中的梵蒂冈电台

传媒世界的确已今非昔比。电视早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网络也在数字技术不断推进的浪潮中继续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广播电台制作的音频节目越来越多地与电视中心的现场直播图像或YouTube发布的视频短片相组合。梵蒂冈电台也逐步开始实现所有音频处理和传输工具的数字化,并开通了互联网站,各种语言的服务和内容也持续快速增长。

短波信号可以畅通无阻地被传送到世界各地,但就收发而言,虽然互联网的使用需要新工具,但它不仅能广泛传播,并且可以将所有的传送内容归档,从而保证对所有音频、文字和图像的长期重访。在加强语言编辑方面,互联网展示了巨大的可开发潜力。另外,凡是具有使用互联网条件的用户,可随时连接任何一个网点并与之互动。于是,全球性天主教广播电台网络的发展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已日显不足,梵蒂冈的卫星站也已经过时。现在的编辑人员不仅需要负责广播稿的写作和播出,还要具备以适当文笔在网上发布信息的能力,另外,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要利用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延伸其他业务。仅以2009年教宗的复活节文告为例,有关信息以视频和音频的组合形式通过YouTube发布,并配有高达27种不同语言的完整字幕!由于电台的资金有限,我们必须面对的新任务日益艰巨,但同时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挑战。

2001年,某些人对电台的圣母玛利亚·加勒里亚广播中心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它发射的电磁波导致“电磁波辐射”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当时,选举活动正处于高潮,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正在不断增高,这两个因素同时加剧了各种媒体对上述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议。这些论调在我们看来虽毫无根据,但由此引发的司法事件却痛心棘手,要求我们以耐心和毅力勇敢面对。今天,虽然公众正在关注许多新的健康问题,上述议题已无人顾及,但电台的圣玛利亚中心却最终受到了打击:以往由四座90米高的天线塔组成的中波天线系统性能优良,可以保证对欧洲大陆的良好传播,但现在已不复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其他电台的转播持续增多,互联网通信也不断普及,在这种情况下,短波传送也已大幅度减少,仅保留于少量没有其他选择的地区。在50年的持续服务之后,圣玛利亚中心的活动走向了快速的跌落。

然而,梵蒂冈电台的传播系统并未因此而气馁,仍以坚定的决心和创造力应对新千年的挑战,不断深化自己的使命,在新兴的数字世界中迈进。为了更好地传达教会信息,节目部主任科普罗夫斯基(Andrzej Koprowski)神父[3](于2005年接替隆巴尔迪神父任电台节目部主任)坚持激发新思路,在更大程度上深入探索当今文化和世界中的人类、道德和灵性问题。我们不应过于偏重新的高科技工具,一味追求鹦鹉学舌似的复制或增加新闻的数量,而是以救赎和天主为基准,努力把握人类重大事务,帮助教会完成向世界宣扬福音的使命。世俗化、全球化、普世大公对话、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对话、针对虐待丑闻的悔改和净化、福传,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本笃十六世和其后的方济各任职期间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我们不应被涉及丑闻、危机或组织问题的专题吓倒,而是要以真实性和透明度为指导,勇于正视。

出于多媒体在数字世界中交融的需求,梵蒂冈电台界入了圣座通信系统不可避免的改革,这是众望所归。电台在技术和通信领域的丰富经验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将以不同的工具和语言继续为始终若一的福传和教宗的职务提供忠贞不渝的服务。至2016年为止,梵蒂冈电台作为“与圣座达成协议的机构”,由耶稣会依据章程予以管理。此后,电台被纳入新的传播秘书处(之后成为委员会)。但这是另一个话题,恕不在此赘述。

 

参考文献

  1. 参见 F. Lombardi, «Un gesuita verso il Polo Nord. Il p. Gianfranceschi al seguito della spedizione del dirigibile “Italia”»,载于《公教文明》2021年第 I期,第176-187页。

  2. 关于梵蒂冈电台历史的专著,请参见:F.BEA-A.DECAROLIS,Ottant’anni della Radio del Papa,第2卷,Città del Vaticano,Libr.Ed.Vaticana,2011年。

  3. 在本文即将发表之际,科普罗夫斯基神父于2021年1月29日于华沙安息主怀。他一度鼓励作者写作本文,并曾在阅读后表示赞赏。为此,我们把本文献给亲爱的神父,以表纪念。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