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及经济走向:从全球化转向本地化
发布日期:2021-05-04   |    作者:公教文明

  • 经由 赵贤哲(CHO HYUN-CHUL S.I.) 
  • 2021年5月3日

新冠疫情之后何去何从?

“新冠疫情之后,一切都将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是如今随处可闻的一类言论。然而,无论是对之后可能产生“怎样的”不同,还是对此前如何加以评论,众说纷纭的各种看法都莫衷一是。我们在新冠之后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将取决于我们对大流行病的认识。

可以说,新冠危机完全属于一个病毒性传染病造成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今后”的对策在于如何加强传染病预防、增强卫生政策和防疫措施效力、研发疫苗和药物、恢复遭受大流行病冲击的经济等各个方面。在新冠疫情中,韩国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正是以这种视角为指导,针对猝然而至的病毒感染,采取各种战胜困难的举措。

与此同时,从社会角度来认识新冠也非常重要。我们将努力探索为何古往今来,流行病的出现通常与缺少对自然规律和环境的敬畏相关。此外,我们还将分析生态系统的崩溃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关联。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对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使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蔓延。

如今,这种以增长为导向的心态已根深蒂固地发展为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视角来看,新冠绝不仅是一个需要战胜的困难:它更敲响了经济发展的警钟,直接涉及着以增长为衡量人类发展进步之唯一标准的观念。归根结底,导致这种灾难性病毒传染的恰恰是我们人类自身。与病毒的抗争呼吁人类进行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战胜贪婪,不再将他人和大自然当作工具使用,守护和珍爱整个受造界。对“后果”的省思,要求我们透彻地审视是否具有对“前因”的良知。

总之,针对疫情危机,从第一个观点出发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虽必然不可少,但远远不足。如果想找到消除新冠的根本方案,我们绝不能忽视第二个观点。新冠既是一个医疗事件,又是一个环境问题,一个涉及发展和经济的人文问题。如果我们对它的认识仅限于疾病或环境并发症,就会不仅忽略它的本质性关键,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正如教宗方济各在通谕《愿祢受赞颂》(简称LS)中所言,我们必须牢记“并非面对两个分别属于环境和社会的危机,而是一个同时包括两者的复合式危机”(LS 139)。

全球化和大流行病

如果以社会环境为背景思考新冠危机,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大流行病毒传染病爆发与全球化之间的密切关系。首先,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传染速度。在交通时代之前,类似的流行病通常是区域性问题:当时,它们往往通过海上贸易传播,但漫长的旅程大多可以起到阻挡疾病蔓延的作用。如今,高速运输网络联通世界各地,病毒感染一旦爆发,就会迅速地传遍全球。

此外,全球化经济取消了世界范围的投资管制,大肆采矿、滥伐森林和其他破坏性活动猖獗,形成人类对生态系统正在进行大规模破坏,其后果通过各种方式助长了传染病的蔓延。总体来说,环境污染是促进病毒扩散的条件。另外,由于过度开发,丧失栖息地(habitat)的野生动物越来越靠近人类居住地的情况也增加了人类接触病毒的可能。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开发地区,带有人畜共患病毒病的动物数量是原来的2.5倍。再有,集约化农业也是一个病毒感染人类的常见途径。密集的单一种植、砍伐森林和火灾不仅破坏森林,导致生物多样性和本地物种减少,并最终为病毒提供更有利的存活环境。

工业化以来,持续增长的经济和人类以密集型生产、分配、消费和废物处理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病毒动物宿主数量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了病毒性疾病的引发可能。另外,由全球变暖导致的冻土解冻也有可能会在将来释放某些迄今埋藏在冰层中的病毒。

综上所述,可见人类自身正是引发病毒的起源。在遭受病毒攻击之前,人类早已首先向大自然发起了侵犯。当前现状的幕后隐藏着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它的唯一宗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为了抗击新冠这样的大流行病,仅仅采取以遏制传染病为目标的卫生政策和预防措施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从包括全球化经济在内的更广泛的批判性观点出发,反思疫情爆发背后隐藏的原因。

全球化经济

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通过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协定为中心的单一经济体系。全球化经济一方面通过各种国际贸易协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品流通,加强了自由贸易;另一方面打破了以前保护民族工业和本土环境的各种法规和保护措施。事实上,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产业交流进行的,而产业交流是通过出口和进口进行的。

在以“自由贸易”为名的全球化经济中,有可能掺杂着一种“疯狂贸易”,也就是当一个地区出于经济利益,进口本来可以在当地生产的商品。全球性工业化农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韩国超市的货架上,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农产品到处可见。但为了使这些产品的价格能与国内产品竞争,就必须雇佣廉价劳动力,剥削自然资源,享受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诚然,跨国公司的产品价格中不包括环境污染的成本和其他应承担的费用,这些损失均由产品生产地买单。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指导,一味追求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经济优势,对生产地的需求置之不理,对当地的劳动力和环境造成损失。

如果各地经济均以自由贸易的集中型战略为参照,根据相对优势选择少量产品的生产和供应,那么必然结果将是在许多其他产品上对海外的高度依附,并因此导致遭受境外变动和危机冲击的潜在可能。

粮食问题是紧急情况下生死攸关的问题。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少数跨国粮食公司主导了世界小麦市场,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传统农产业和农村正在迅速走向崩溃。以韩国为例,其粮食供应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境外。在世界范围内,粮食自给率平均为101.5%,其中澳大利亚是佼佼者之一,几乎可达到300%。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全球化的经济与生态,特别是与气候问题有着紧密联系。关于气候变化的治理措施和全球化经济政策几乎制定于同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社会开始致力于气候治理。1992年,巴西里约地球峰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为此后的气候问题谈判奠定了基础。1997年,《京都议定书》得以签署。同时期前后,国际贸易谈判的结果也同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基础。1992年达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物理距离的扩大,长途“配送”成为碳排放的主要起因。如今,全球“产业农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30%。此外,作为全球化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新自由主义”在带来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减公共开支的同时,也严重阻碍着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行动。可以说,这种现象颇为荒谬:全世界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却在推动加快气候变化进程的全球化经济[1]

全球化:一个“正常事故”

从以上论述可见,“后新冠”决策必须围绕全球化问题展开。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提出的“正常事故”(normal accident)是一个支持这一观点的概念[2]。所谓“正常事故”,是指不可避免的事故,由特定系统中的内在交互复杂性和密切联系造成。它是由于系统无法避免与多个不可预见和同时发生的问题相互作用而发生的意外,是一种逻辑上的结果。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构建现代工业社会的各大系统要素之间的高度互动。

佩罗指出,从“正常事故”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需要审视涉及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电站、石油化工厂、飞机、轮船的各种事故,还必须考虑当今世界的整体全球化现实。全球化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单一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密切联系,涉及众多的子系统。新冠就很可能是一个迟早都会发生的必然性“正常事故”,无法预料。在现有情况下,大流行的爆发并不以为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现实进行反思便愈加义不容辞: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存在着流行病毒的潜在威胁。为了应对新冠这一病毒性流行病,必须努力实行整体改革。

如果在现有系统中设置安全装置,以备“正常事故”的发生,那么复杂程度和关联程度就会增加,随之而来的会是更多的事故发生几率。阻止“正常事故”的发生必须通过体制性变革。新冠作为一个“正常事故”,对全球化发出了针对性明确警告。无需置疑,全球性灾难是这个全球化世界里一种既无法预测又不可避免的事故。由此可见,全球化实际上是通向势不可挡且无法控制的全面性灾难之路,任何安全装置都无法消除其中潜在的危险性,根本对策是摆脱束缚,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地方经济

“后新冠”应该启动一个从全球化向本地化转型的过程。与全球化一样,本地化以经济为本,并不意味着打破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地方经济追求合理的自给自足,但不是自给自足型封闭经济,其宗旨是根据具体地方需求促进当地生产和消费。根据常识,最合理的经济制度是利用当地资源来生产当地群众的生活所需。

本地化经济可以解决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很多问题。首先,它可以降低“正常事故”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生概率。与其选择紧密的国际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本地化经济更着重对本地的依赖和舒缓国际束约。这种方式有助于防患全球性病毒大流行之类的“正常事故”。

其次,本地化经济缩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国际贸易,降低运输的能源消耗。

第三,在农业方面,本地化经济促进当地小农户取代全球工业化农民,有机农业取代化学农业。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当地农产品,而不是那些来自天涯海角并且缺乏生产者信息的产品。本地化经济有利于确保可靠、长期的粮食供应。

第四,本地化经济注重对当地环境的保护,而不是像全球化经济那样,只顾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逐。此外,经济自给有赖于能源自给。因此,本地化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将是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这将大大降低全球病毒流行的可能性。

地方化和教会

宇宙万物都是天主的受造物,世上万物组成“一种崇高的共融”,“由无形的联系连接起来”(LS 89)。物种之间的基本联系构成了天父创造世界的秩序:这种受造界的秩序要求我们尊重大自然,尊重人类。但是,全球化经济将其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强加于人,肆意剥削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一个破坏受造界秩序的进程。在这方面,本地化可以扭转全球化趋势,势将开启旨在恢复受造界秩序的进程。维护这种秩序是伸张正义,促进和平的体现(参见依32:17;梵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78)。本地化是一个通向建设正义、和平和受造界完整性的过程,因此,它也是当今基督徒生活和教会使命的宗旨。

从全球化转向本地化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需要反思和彻底改变我们以大规模生产、分配、消费和废物处理为特征的现有生活方式。然而,如果说本地化意味着放弃支配当今经济现实的增长意识形态,那么付诸实践的道路无疑会坎坷不平。例如,作为首要问题之一的能源转型,目前仍停留于“增长模式”。那些主张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的人,最终都认为我们的生活和能源消耗将一如既往。但是,如果继续目前的生活方式,可再生能源是否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即使可能,如果在转型过程中我们继续消耗大量能源,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可以减少到足以遏制全球变暖的水平?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能源转型仅限于电力方面,而电力消费在世界能源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一半。由此可见,本地化不可避免的要求是减缓生产和消费。

全球化追求增长,而本地化则呼吁适中和“减缓生产和消费的步伐也可成就另一种形式的进步和发展”(LS 191)的意识。为了使经济的世界扩张减速,这种转变必须首先在个人意识中进行。正如印度学者纨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所言:如果想改变世界,“我们应以对世界的希望来要求自己”。为此,首要因素就是适度。它意味着对限度的尊重和接受,承认它们在自然界中的设定,并谦卑地承认我们自己的极限。但不幸的是,在消费主义主导强迫性和迷恋性文化的今天,大众对朴素节俭不仅不感兴趣,甚至已不知所云(参见LS203)。我们似乎无法寄希望于政府和政党,因为它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制定以朴素节俭为原则的政策,而是选票。另外,各种民间志愿者团体也往往各行其道。在环保运动中,“转型”广受关注,而“节制”则无人问津。

教会需要对当前的现实高瞻远瞩。即使其他社会人士优柔寡断,教会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向世界发出呼吁,提倡节俭有度的必要性。天主希望人类保护世界,因为祂曾认为“样样都很好”。如今,由于气候危机和其他生态危机,地球正在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害,而这些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化经济和增长的意识形态。新冠也是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教会对朴素节俭的呼唤也是她为捍卫生命发出的先知性呐喊。由于并非所有国家都对这一问题负有同样的责任和原因,教会应特别告诫富有国家,它们从全球化经济中获益最多,并因此对环境破坏负有更大的责任(参见LS193)。

耶稣一生朴素节俭。而当今的全球化经济却在诱惑着我们所有人,以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无限财富为许诺,将人类推向共同毁灭的道路。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病毒性流行病,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我们追求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今天,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要求所有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必须把朴素节俭列入最重要的内涵。

对此,重温《旧约》中的安息日(Shabbat)传统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节俭的理解以及保持这一美德的缘由(参LS 71;237)。这个传统的实际内涵是默观和对他人的关怀。第七日的“休息”(参创2:2-3)是造物主 “默观性的憩息”(LS 237)。安息日是人在主内安息的圣日(参出20:11),有助于我们省思自己的生命和活动,领悟其意义。出埃及事件使我们认识到安息日的精神意义是解放(参申5:15),同样,安息日也定期提醒我们身负重任:保护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的尊严和平等,尊重和关爱整个受造物。从本质上来说,主动在每周的第七天停止工作是一种自律的自愿行为,有利于个人及他人益处。耶稣基督就是这种自愿行为的至高榜样。道成肉身和十字架是祂的虚己(kenosis)(参斐2:6-8),也是舍弃自我的本质。耶稣忠实地遵循道成肉身,不惜死于十字架上。

生活在流行病和生态危机时期的基督徒必须认识到,以自愿自律为标志的生活是追随耶稣的最佳途径。生态皈依意味着尊重和保护邻人及大自然的意愿,就像我主基督耶稣(参见LS 217),具体表现于朴素节俭的生活和“少即是多”的信念(LS 222);安息日内在的节俭和关怀精神反对全球化,提倡本地化。在这方面,遵照神贫誓愿的宗教生活于今更具特殊意义。对于经济地方化,如果践行遵循神贫誓愿生活的宗教团体将大有作为,在教会内外为促进朴素节俭做出贡献。

基层群众运动在本地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地方农业为例,挑战全球化、促进本地化的组织有很多,诸如日本的“食品中的农民面孔”、欧洲的“有意识农业”、英国的“连接农民和消费者”运动、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等等。地方农业使当地农民与消费者对接,以循环和可持续的方式精耕细作,保护当地自然环境。它激发基层民众对全球工业化农业带来的问题提出抗议,提高了当地居民对生活环境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从这个观点出发,韩国天主教会内的天主教农民协会和本土农民运动就是一个重要的范例。

同样重要的是教会外部的个人和团体与当地农民的团结一致。本地化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不断加强认识,揭示全球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塑造具有国家影响力的公众舆论的同时,展开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影响。就此,天主教会的全球网络可以在联通全世界本地化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向本地化转型对社会和个人追求“美好生活” (buen vivir)均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好生活始于尊重近邻和大自然的意识和信念,它们在受造的秩序中彼此息息相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不管全球化的许诺多么令人憧憬,但鉴于它对人类和自然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让位于更大程度的本地化。加强我们对社区和环境的本地意识,将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近邻和自然环境,并促使我们采取不同的行动。这将促使更多的人在当地社会中寻求美好生活。基督徒和教会必须致力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合一,使这种美好的生活具体化,维护受造的秩序。虽然本地化将是一个缓慢的转型,但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循序渐进地回应新冠大流行病向我们提出的诉求。

参考文献

  1. 参见N. Klein, Una rivoluzione ci salverà. Perché il capitalismo non è sostenibile, Milano, Rizzoli, 2015年,第2章。 
  2. 参见C. Perrow,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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